2015年浙江公务员考试时政新闻：浙江探路“农村金融自治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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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贷款方便了，额度增加了，农户更守信用了

　　地处台州市三门县花鼓漫岛的涛头村三面环海。时近初冬，这里的阳光依然温暖。

　　村里450多户村民，大多数从事海水养殖。村子旁边就是村民各家的鱼塘，阳光下水面闪着粼粼的波光，不时地会见到白鹭掠过。

　　村民陈华法的鱼塘也在这里。老陈今年已经50岁，承包了一口30亩的鱼塘搞混养。塘里既出青蟹、血蛤，也出小白虾和蛏子。

　　往年，陈华法只承包了十六七亩的鱼塘，看到这几年水产形势好，今年扩大了规模，租金也高了。“前年一亩塘一年还只要2800元，今年涨到了将近5000元，”老陈说。

　　再加上种苗、饵料、肥水等费用，40多万元的投入让老陈犯了难，也让他平生第一次贷了银行的钱。

　　“以前为啥不贷款?”“那时觉得手续肯定特别麻烦，咱在银行又没有熟人，也没啥能押给银行的，想贷就能贷到?急用钱就找亲戚朋友借。”

　　“那今年为啥贷了?”“方便了呗，想贷款找‘村长’就行。”

　　贷款不找行长，找“村长”。这个变化源自中国农业银行在浙江开展的“农村金融自治”模式试点。

　　涛头村村主任林小快快人快语，“去年我们村被农行评为‘农村金融自治村’，给了我们3500万元的信用额度。村民有贷款需求时，只要在村里找5位联保的村民，再由‘村两委’审核、公示，农行审核通过，就可以拿到贷款，办理流程非常简便。”

　　按照这种模式，陈华法贷到了20万元。村里和老陈一样拿到贷款的还有将近200户村民，单户额度最低的为5万元，最高的30万元。

　　林小快说，“农村金融自治”模式的贷款和以往的小额贷款比，不仅手续方便，额度变大，利率也更加优惠，以月息6.5厘按天计息。而且还考虑到农民用款季节性、临时性强，一次授信后，村民可以通过农行设在村里的自助设备，随借随还，不用不算利息，相当于村民手里多了一大笔活钱。

　　自从向银行贷了款，陈华法每天4、5点就起来去鱼塘，喂料、清塘、下网，“现在得比过去更上心，耽误了还银行贷款，影响的可不只是我自己的信用。”

　　“村两委”成为农民与银行间的桥梁，定向破解农户贷款“五难”

　　一直以来，贷款难、贷款贵限制了农民享受金融服务的权利。台州市银监局副局长毛江锋认为，这一方面是因为农村金融供给不足，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银行与农户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。

　　农行浙江省分行行长冯建龙说，正是因为信息不对称，导致银行在做农户贷款时有“五难”：可贷农户难选、放贷额度难定、贷款用途难管、管理成本难降、银行风险难控。

　　“五难”如何破解?冯建龙说，“农行在长期服务‘三农’的探索中发现，‘村两委’最适合成为农民与银行之间的桥梁。”因为长期扎根在村民之中，“村两委”最了解村民的人品和信用，最能管控农村的物权，最希望村民致富，最能及时识别农户贷款风险，最能协助银行化解农户贷款风险。

　　从“村两委”的“五最”破题，2013年下半年，农行开始试点农村金融自治模式。冯建龙说，农村金融自治，其核心是“六自”流程。“客户自荐”，农户向“村两委”提出贷款需求，经“村两委”公开筛选出诚信农户向农行推荐;“担保自组”，农户提供“村两委”认可的保证人;“借款自主”，贷款经过农行审核签约后，农户在额度和期限内随时通过“惠农通”等渠道获得贷款;“用款自律”，村民对贷款进行自我管理、自我约束、自我监督，确保贷款用于合法生产经营和生活消费;“服务自助”，农民足不出村就可通过“惠农通”机具办理;“守信自励”，农行为每个村、每个农户提供的优先信用额度、利率优惠幅度等政策直接与各自的金融自治情况挂钩，自治情况越好，获得的优惠越多。

　　针对联保贷款担保链风险时有发生的情况，也有人提出以村民自治、农户联保为核心的农村金融自治，会不会重蹈覆辙?如若一些村级组织凝聚力不强，会不会造成金融权力的滥用，导致道德风险?

　　农行台州市分行行长金跃强说，农村金融自治在授信额度、试点村选择、服务农户等方面都做了详细的方案，以防范风险。在授信额度上，农村金融自治进行总量控制，每户一般在10万元以内，根据经营规模最高不超过30万元。根据测算和试点情况看，农户具备偿还能力，不会导致担保链风险。在选择金融自治试点村时，注重村自治结构是否合法、完善，“村两委”的公信力和向心力是否强。此外，村民的信用等信息都列入信用评估范畴。

　　林小快说，今年2月村委会在村里贴出贷款通知后，一下子有将近300户表达了贷款意愿。“村里定了一条原则，只资助养殖户，想拿贷款办企业、做生意的坚决不批。”看到“村两委”的态度，几十户撤回了申请。“村两委”经过对村民贷款申请详细审议，又否定掉了十几户的申请。

　　据了解，“农村金融自治”模式试点目前已推广到浙江205个行政村。截至9月底，这些自治村的贷款余额达7.15亿元，惠及农户5858户，没有发生过一笔逾期。

　　有助于解决农民担保难题，推动农村信用体系建设，为农村带来多重利好

　　记者调查了解到，通过推广农村金融自治模式，不仅方便了农户贷款，也有助于解决农民担保难题，推动农村信用体系建设。在林小快看来，通过农村金融自治，“村两委”服务能力和经济自主权增强了，村委村民之间信任度提高了。

　　近年来，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，农村居民创业和扩大经营规模的意识逐渐增强，对贷款融资的需求愈发迫切。但普遍缺乏有效抵押担保，是农户贷款难的瓶颈问题。冯建龙认为，通过推广农村金融自治模式，将农户在村内的为人、信用、个人能力、家庭和睦等无形资产转化为可以融资的社会资本，能够有效破解担保难问题，降低融资成本，让农户贷款更方便快捷。

　　按照农行浙江分行出台的《农村金融自治模式实施方案》，金融自治村有效期限为三年，其间农行根据农户的守信情况，给予自治村提高贷款额度、降低贷款利率的优惠。如果村里出现多人逾期或者逾期三月以上未归还贷款等情况，优惠条件会取消，如果不良贷款超过了一定额度，还会启动退出机制。这让村民认识到了“信用值万金”。林小快说，“现在是一人当‘老赖’，全村不答应。因为一户人家的信用会影响到全村的信用等级。”

　　然而，农村金融自治在推行过程中也遇到一些困难。冯建龙说，以永康为例，全县有700多个村，但农行的物理网点只有18个，客户经理60多人，有限的人手服务这么多乡村，时间、交通等成本都很高。农村金融自治作为普惠金融的突破口，要让农民真正得到实惠，也要让银行实现业务有效益、还贷有保障，这样才能保证可持续发展，保护金融机构服务“三农”的积极性。